“限塑令”加码，限塑措施也应当升级

　　按照加码的“限塑令”，到今年底，广东全省范围内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，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。限塑令实施首日，记者走访发现，如何让规模小但数量众多的餐饮企业配合“限塑令”加码，可能是推行的“痛点”所在。（9月2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　　加码后“限塑令”，不过是旧版的升级版而已，表现在“面上扩容”“质上求深”两个方面。2007年12月下发的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》，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开始实行“限塑令”，在范围上主要侧重于限制“塑料购物袋”的生产销售和使用。广东版扩容加码的“限塑令”涵盖了餐饮行业和零售企业的一次性塑料用具，意味着“限塑令”已实现了深度和广度的双重升级。

　　从局部到全面限塑，国内已有多地试点且行之在前，吉林省自2015年起实施全国 “禁塑令”，新版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将于5月1日起实施，其第二十六条规定，禁止在本市生产、销售超薄塑料袋。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得使用超薄塑料袋，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。京版限塑令和粤版限塑令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也可以视为今后限塑升级的一种强烈信号。从已有的经验和现状来看，“限塑令”加码，如何实现推行“痛点”破题，依然是当然最亟待解决的难题。

　　首次限塑令实施至今，综合研判来看，所取得的成绩不太令人满意，除了大超市执行得相对较好，在小商店、小食杂店、小百货店以及农贸市场、集贸市场等场所，依然随处可见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，外卖、奶茶等新兴业态的兴起，餐饮行业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，也呈现出井喷的态势。旧版“限塑令”推进难的痛点未能得到消除，加码后的执行情况自然难言乐观，实现限塑措施的加码升级，除了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和限制，别无他法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，超过85％零售企业表示缺乏替代品是推进减塑的主要困难。替代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可降解的塑料袋品种偏少，成本偏高，企业承受难度较大，消费者也难以接受买单；二是消费习惯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变，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，对于“限塑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还缺乏足够的认识。在内动力不足而整个社会生态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，外部力量就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　　替代难的动力不足成因，主要还是基本成本考量上的投鼠忌器，以及对路径依赖的顾忌，从而缺乏破釜沉舟的坚决，循序渐进演变成了原地踏步甚至状况恶化。在此语境下，限塑措施与手段的升级，应当体现刚性为主，柔性辅之，如同查酒驾那样突出“快刀斩乱麻”的果断。一方面，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强调各方的责任和义务，把责权利对等和统一起来，同时将行政处罚和经济杠杆等综合措施，通过法律的方式给予明确，为具体执行和操作提供法律依据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限制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使用方面，要实现从起端到末端的环环相扣， 实行一把标尺从严把控。比如在生产环节，应当通过标准的升级实现从不可降解到降解，从污染型产品向绿色环保产品转变；在销售和使用环节，也可以通过成本加码的方式，既能实现对环保污染损失的补差，又能发挥成本倒逼机制的作用，遏制生产和销售的冲动，并由此加快替代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

　　时下可降解塑造制品成本居高不下，很大程度上在于需求量没有大幅度提升，无以实现用规模换效益的效应；同时，消费习惯的养成，比如在国内，星巴克、喜茶等品牌已经逐步推出纸质吸管，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环保替代，但由于纸质吸管和塑料吸管在体验感上有差距，造成选择的消费者仅占1/3，若是通过“硬替代”的强制性，或者用更高的成本来限制，则全面替代才会在短期内实现，无比较下的体验感也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。

　　正如相关专家所言，通过立法和制定标准，加大对非法生产、销售、使用不达标塑料袋的惩罚力度，提高塑料袋生产、销售和使用成本，实现限塑措施的力度升级，“限塑令”才会得已更好的落地。